公司建厂房的工程款还没付清，老板又将尚未建成的厂房抵押给银行办理了贷款。谁料，老板跑路后，拍卖公司资产所得还不够还银行的，建厂房的包工头欲哭无泪——自己拿什么支付农民工的工资？

近日，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检察院持续跟踪，发挥政治智慧、法治智慧、检察智慧，通过民事执行监督、发出再审检察建议、民事支持起诉等多元化手段，及时平息拍卖风波，成功化解矛盾纠纷，使8名农民工被拖欠长达8年之久的120余万元工资全部发放到位。

尽管尚有80余万元材料款、借款无法收回，但甩掉了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个沉重包袱后，包工头李某难掩内心激动的心情，一个劲儿地说：“感谢高港区检察院、法院，想方设法保护农民工权益，也真正减轻了我的负担啊！”

工人为啥阻挠法院执行

原来事出有因

2019年3月，高港区检察院作为区突发事件应急小组成员单位，参与处置一起群体性事件：该区法院要将已经司法拍卖的某公司厂房交付给买家时，承建厂房建设工程的包工头李某却带着七八名工人，用堵门等方式阻挠法院执行。

工人们为何对拍卖执行如此抵触？高港区检察院检察官立即向李某某、工人代表了解详情。原来，李某和工人们的行为虽然不当，但的确事出有因。

时间倒退到9年前。2012年，李某包工包料承建了高港区某公司的两栋厂房。2013年，厂房建好后，该公司还欠208万元工程款未支付。2014年，李某将该公司起诉到法院索要工程款，法院判决支持李某的诉讼请求，判决该公司及时偿付所欠工程款及相关费用。但此时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欠下各种债务不知所踪。同年12月，李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由于刚刚建好的厂房已因其他诉讼纠纷被查封，该公司名下又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，法院只能裁定终结本次执行。面对这样的结果，李某虽然心里着急，但想着厂房总是在的，或许还有希望。

李某做梦也想不到，其实早在2013年厂房还没完全竣工的时候，该公司就将厂房抵押给银行贷款700万元。后来，因贷款到期公司无法偿还，银行将该公司起诉至法院。2018年，法院根据银行的诉讼请求和执行申请，对厂房进行了司法拍卖，得款500余万元。

2019年2月，买家收房。李某这才得知厂房要交付买家，而且拍卖款还不够偿还银行贷款！一转眼，厂房没了，拍卖款也没剩下，这意味着，建厂房时被公司拖欠的工程款彻底没了着落。“这厂房可是我出钱出力建起来的呀！怎么到头来，房子跟我没关系、钱也跟我没关系了呢？”对于这样的结果，李某难以接受，于是几次三番带着工人们阻碍法院交付厂房。

拍卖款到底该给谁

法律适用存在争议

了解完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检察官发现，李某的诉求有一定的合理性，但厂房的买家是善意第三人，其权利也应当依法保障。于是，高港区检察院和区法院经协商，提出了一个临时性应急处置方案：一方面，由于李某始终认为法院执行不当，可告知其停止阻挠执行行为，依法申请执行监督；另一方面，李某的诉求也不应忽视，法院可将拍卖款中存在争议的208万元暂扣下来，先把厂房交付给买家，以保障善意第三方的合法权益。经过检察官、法官的反复沟通和释法说理，李某对该方案表示认可，决定通过申请监督方式依法维护自身权益。

受理李某监督申请后，如何处理拍卖款这个棘手问题随即摆在了办案检察官的面前。而这，是打开李某心结、彻底化解矛盾纠纷的关键。

按照法律规定，208万元是该公司拖欠李某的建设工程款，法定的建设工程款优先权，比合意产生的抵押权具有更高的效力，李某理应优先于银行受偿。然而，银行起诉时明确主张了抵押权及其优先权，并且已得到民事判决书的确认；而李某在工程竣工后的6个月内，虽然主张了建设工程款，却没有明确主张优先受偿权，民事判决书自然也不能超出其诉讼请求确认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。那么，在对这208万元拍卖款的分配上，能否因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法定性，对抗银行的生效抵押权呢？

办案检察官经调查发现，司法实践中，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议一直比较大。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类似判例中，其裁判要旨和核心是“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不以明示为要件”，只要当事人在工程竣工后的6个月内起诉了建设工程款，便具有法定的优先受偿权。于是，2019年6月，办案检察官以查明的208万元建设工程款包含了李某与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的借款结算为由，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，并建议法院在再审程序中确认工程款优先受偿权。

然而，再审建议发出后，经过与法院多次沟通，双方达成一致认识：即使重新认定建设工程款数额，但再审裁判不能超出原审诉讼请求，依然无法解决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；如果由法院在执行过程中，根据其法定性直接认定，又存在“以执代审”的嫌疑。并且，6个月内起诉建设工程款并主张优先受偿权，毕竟是司法实践的惯例。

生存权高于债权

支持起诉助农民工追索报酬

事情眼看有了点眉目，一下又陷入了僵局。此时，办案检察官意识到，再审监督会让承办法官在法律适用上极度为难，很可能不解决实际问题。于是，检察官决定重新开始对此案进一步展开调查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办案检察官再次细致地翻阅案件卷宗、证据材料，深入开展调查走访后，发现这208万元建设工程款中，还包含了8名工人合计超过百万元的工资。而这8名工人，从李某组建工程队开始，就拖家带口地跟着他讨生活。

“能不能绕过工程款，先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？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开争议较大的优先权问题，又可以解决工程款中最急迫的农民工工资部分。”检察官的想法也得到了李某的支持。这么多年来，最让他揪心的问题也是拖欠了农民工工资。这么多的工资债务，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他心里，让他无颜面对挣血汗钱的乡亲们，也让他没有勇气从头再来。他甚至向检察官表示：“如果能帮我解决工人的工资问题，剩下的亏损我自己承担都行。”

就这样，办案工作峰回路转，办案检察官立即围绕农民工工资展开调查，固定证据。检察官在当地建设局、房产登记部门核实了工程总量和工程款总数额，向工人们调取了原始工资欠条等证据，并调查了不同工种的市场行情，最终确认李某主张的208万元工程款中确实包括了农民工工资128.77万元。

检察官进一步研究案情发现，李某是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的个体，某公司将厂房建设工程违法发包给李某，应当根据《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法规对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而本案中，农民工的劳动力物化为建筑物是其他一切权利存在的基础，而且基于生存权高于债权的法律精神和朴素认知，公司厂房的拍卖款应当优先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。

在充分尊重农民工意愿的基础上，2019年12月，高港区检察院支持田某等8名农民工以李某和某公司为共同被告，起诉追索劳动报酬，并依法向法院递交了《支持起诉书》。疫情期间，工人们面临更加紧迫的生存问题。于是，2020年1月13日，法院特事特办，在指导工人们推选出一名代表后，组织了庭审。同年3月26日，在法检两部门的共同努力下，诉讼三方达成了调解协议：李某所欠农民工工资128.77万元由某公司和李某共同承担，公司对工人工资承担清偿责任；李某放弃对该部分款项的权利。

经检察院、法院共同帮助、引导，工人们申请强制执行民事调解书，这样，128.77万元农民工工资就进入执行程序，与银行抵押债权共同参与分配。2020年4月，法院作出新的执行分配方案：拟将暂扣款项中的128.77万元优先发放给农民工，余款全部给银行。

然而，银行却对此提出异议，并先后提出执行异议和异议之诉，认为抵押权是法律文书确认的优先权。高港区法院经过讨论、研判，一致认为工资关系农民工基本的生存权益、应当优先保障，驳回了银行的诉求。2020年7月，银行提起上诉。

至此，案件再次陷入僵局。眼看燃起的希望又变成失望，一切又进入漫长的等待和煎熬，李某和工人们的身心都已濒临崩溃的边缘。这期间，两名工人罹患癌症，面临无钱医治的困境；举债承包工程、却被拖欠工程款的李某也一贫如洗，巨大的心理压力、生活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

经过研判，高港区检察院为李某申请了5万元司法救助金，一方面是缓解他急迫的生活困难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他感受到司法关怀、打消他带领工人继续采取不理智行为的念头。

上下联动多措并举

主动履职维护社会稳定

银行上诉期间，高港区检察院把案件情况向泰州市检察院进行了全面汇报。泰州市检察院多次形成书面报告，并将收集到的涉及本案的相关理论研究、法律适用及各地判例递交泰州市中级法院，多次与承办法官进行当面沟通和探讨。

与此同时，办案检察官和法官主动联系银行，上门对案件存在的特殊情况，以及作出驳回裁定的原因进行充分的解释。并指出，公司抵押贷款未经施工方签字确认，银行贷款审查存在一定的疏漏，这也是纠纷至今不能解决的重要因素。经过多次沟通，银行基本接受了检察院、法院的意见。

今年9月，法院驳回了银行的上诉请求。银行没有再提出异议。

法律程序终于走到终点。10月29日，高港区法院通知工人们办理工资发放的相关手续。那天，李某也赶到现场，亲眼目睹这场长达8年之久的诉讼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